1. 九歲的時候，Boloved走在田中，看到一個鐵塊。Beloved以為那是一個糖果盒，卻怎麼扳都扳不開。於是他將它放入口中，想用嘴咬開鐵盒。
那是一枚地雷。
Beloved的臉毀容，眼睛以下像被移植了大象的鼻子與猩猩的嘴唇。他在自卑中長大，直到十七歲，一個美國的慈善組織拜訪辛巴威。其中一名醫生，將Beloved帶回UCLA做一系列的整形手術。
復健期間，Beloved重拾課本，從美國的小學三年級念起。已經十七歲的他比老師還高，是其他同學的偶像，整天黏在他的身邊。他跟著這慈善組織到墨西哥去發放玩具，卻因簽證過期，無法再回到美國。
2. Jonathan是瓜地馬拉的原住民，馬雅的後裔。從七歲開始，Jonathan跟著爸爸，在甘蔗田做農工。他每天早上三點起床，砍甘蔗直到晚上七點回 家。Jonathan與爸爸是家裡唯二的男人，媽媽從小臥病在床。六個妹妹與他常常挨餓，必須要自己到外面偷水果或豆子裹腹。
十七歲時， 眼看家中的經濟狀況每下愈況，Jonathan決定偷渡美國，到餐廳打工，寄錢養在瓜地馬拉的家。於是Jonathan的爸爸質押草屋，換來五千元瓜地馬 拉幣，付給人蛇集團。人蛇集團在Arizona的邊境放下Jonthan。他卻在跨越沙漠時，因缺水與體力不支倒地，被移民局逮捕。他被送到收容所，等候 遣返。
3. Jose，一個中年墨西哥人，在加州落地生根，有老婆與兩個女兒。他與他太太胼手抵足，在一個小商場裡租了一個小店面，靠賣電話卡以及汽車保險維生。夫婦倆人最驕傲的就是兩個女兒在學校成績很好，寄望她們將來能成為白領階級，不用像父母一樣辛苦。
正當小生意經營順利時，沒想到小商場經營權易手，被一對柬埔寨夫妻買下。其中柬埔寨先生酗酒、有暴力前科，常常對Jose大吼大叫，放任其他的店家搶Jose的生意，還常常威脅Jose不再跟他續約。Jose的店開始漏水、牆壁亀裂、地板翹起、霉味衝天，生意也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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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人沒有錢請律師，求助無門，最後找上了我。他們是我的客戶，我是他們的pro bono律師。
美國的律師生涯，pro bono是很重要的一部份﹝唸“pro”tein “bo”ne “no”te﹞。Pro bono是拉丁文的"法律扶助,” 也就是律師免錢替弱勢者爭取權益。事務所一向鼓勵小律師接pro bono，因為一可提升事務所的形象，二可鍛鍊小律師出庭的經驗。
做pro bono有苦有樂。苦的是三件案子同時忙起來時，可以連續三星期，每週工作60小時。
會接這麼多pro bono案，花這麼多時間，除案情複雜之外，真正的原因是事務所的正業萎縮，大夥只能接pro bono打發時間。這次經濟不景氣重創法律業。畢竟事務所是賺一般企業的錢；一般企業賠錢，自然事務所也沒生意。
一個有效率的事務所，沒生意時就會裁員。至今我這間辦公室已走了四名律師，都比我資深。
裁員後，原本常有人經過的走廊，突然冷清起來。同事人心惶惶，擔心下一個會輪到誰？資淺的人擔心自己能力不足，會首當其衝。資深的人擔心自己薪水過高，會被 資遣的取代。除了我之外，每個人都有房屋貸款、汽車貸款，還要存小孩的教育經費以及退休金。一旦被裁員，其他地方只嫌律師裁的不夠，哪裡會再徵新人？
人裁的剛好之時，即剩下的人負荷過重之時。負荷過重之時，必然叫小律師幫忙。叫小律師幫忙，必然先叫他幫pro bono，因為正業所剩無幾，很珍貴，要留著自己做。最小的小律師就是我，所以我的正業最少，pro bono最多。
問題是，事務所要求我一年工作1950小時(見我的billable hours)，其中50小時作pro bono 。我卻已為這三人花了600個小時以上。Pro bono雖好，對事務所卻是賠錢生意。因此我的工作時數雖多，卻沒多少是正業。
因此最近老闆碰到我，總有意無意的說：“我們得給你多一點正業了！”這是好事，表示老闆不想裁我。最近所裡正在進行年度評鑑，我猜我的成績不錯，但最大的扣分是正業的時數不夠。所以老闆想多塞ㄧ些正業給我，保護我不被總部裁掉。
我 聽到老闆的話卻倒吸一口涼氣。過去三星期沒日沒夜的工作已經讓我十分疲憊。若再加新的工作我怕我的弦會斷掉。很多個晚上我與另一名同事在辦公室裡相對苦 笑。他只想趕快回家看老婆孩子，我只想逃離辦公室去海邊發呆。即便快要回家之前，只要收到一通電話，或是一封email，我們就只能放下已經收拾好的公事 包，再次打開電腦。
半夜所裡唯一的聲音是走廊上的吸塵器。我總是聽著它從遠到近，再從近到遠。除此以外，我在辦公室的休息就是從落地窗遠眺我家。在夜半燈火中，我家就像我的正常生活，看似很近，實則很遠。
我對這個地方沒有歸屬感，也從未嚮往成為一個呼風喚雨的美國律師。拖著讓我不辭職的，是找新工作的困難，以及工作中偶爾的快樂。
我需要存錢，也怕找不到工作，更怕成為別人口中的草莓族。只是在這個陌生的系統中競爭很累，時常會忍不住懷疑，是不是在另一個環境我可以做得更多，更快，更有成就感？
另一個讓我繼續前進的，是工作中的快樂。在專利的案子中有專業的成就感，在pro bono案 子中有助人的快樂。看到這些弱勢的客戶對我的感激，每一封信都是“God bless you in abundance,” “Thank you, you are our only hope，”或是聽到小朋友跟我說她將來也想當律師時，又覺得好像還能再撐一陣子。
經濟不景氣對這些弱勢的客戶傷害最大。他們教導我，在最不滿意現狀之時，改變現狀的渴望要更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