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大富翁殺手：完美的德國桌上遊戲重新定義類型

以前翻譯的〈Wired〉的文章。


Monopoly Killer: Perfect German Board Game Redefines Genre
大富翁殺手：完美的德國桌上遊戲重新定義類型
By Andrew Curry 03.23.09

原作：安德魯咖哩

我常讀的英文雜誌

高中時老師會指定學生閱讀長春藤英語或是Times雜誌鍛鍊英語，從那時開始我養成了定期閱讀英文雜誌的習慣。直到今天這些雜誌都是我得以越過國內媒體，進一步接觸最新訊息的管道。

尤其美國的雜誌價廉質佳，可惜台灣的空運版昂貴。等將來iPad這種eReader成熟後，我絕對會跳過台灣的代理商直接訂購。



我的啟發雜誌是〈Money〉，高中時甚至還剪貼它的文章。

〈Money〉是針對美國中產階級的個人理財雜誌。內容主要討論管理退休金、買賣房地產、稅務、家庭財務管理、以及股票明牌等等。這些主題對當時還是高中生的我來說十分遙遠，究竟為何我會這麼熱衷也很奇怪。

雖然我讀得似懂非懂，但〈Money〉打開了我對金錢、股市、投資工具等等的認識。



其次開始閱讀的是同集團的〈Fortune〉。〈Fortune〉主要針對MBA及商管人士，讀者群比〈Money〉富一些，比〈Forbes〉窮一些。〈Fortune〉誕生於管理專業化與美式MBA教育發軔的時期，因此與Goldman Sachs、GE、P&G等公司互相推崇，同時崛起。

當初我愛看〈Fortune〉純粹是嚮往有錢人的生活。〈Fortune〉的特色是有許多個人故事，包括至少一篇成功人士跟一篇失敗人士的故事，像小說一樣引人入勝。其他主題包括企業建言、公司轉型、旅行指南、還有政治動態，以及必不可少的股票明牌等等。

〈Fortune〉每年還會出幾個專題，包括『最適合工作的公司』、『最受敬仰公司』、『成長最快公司』等等。雖然這些排名沒什麼營養或公信力，但也是茶餘飯後閑聊的好話題。

這幾年〈Fortune〉走下坡，似乎對Web 2.0以及金融海嘯之後的世界應接不瑕，老態盡顯。之前Apple的專題居然連Steve Jacobs都沒有專訪到，反而好為人師的巴菲特不斷出現，令人厭煩。



大學開始看〈經濟學人〉，從此成為最愛。

〈經濟學人〉優點無數，值得專文討論，這裡簡單介紹。

首先是它是英國出版，因此有美國之外的觀點，常常做歐盟、非洲國家及亞洲的專題報導。去年底有鑒於亞洲的崛起，新增了亞洲的專欄『Byan Tree』。特別是它對台灣有深入了解。少則每個月，多則每一期都有台灣的新聞，是少數寫得出蔡英文、賴幸媛、吳伯雄等名字的外文雜誌。

其次，〈經濟學人〉的英文精練有創意，適合進階英文讀者。很多人看到『經濟』兩字就覺得枯燥乏味。再翻翻內文，發現裡面英國腔英文比較敖口，因而對它心生恐懼。其實〈經濟學人〉最合年輕人的胃口，因為它的主筆辛辣、幽默、直接、富感情、同時又自由﹝liberal﹞，。

再其次，〈經濟學人〉捍衛言論自由、民主、全球化，與自由資本主義不遺餘力。〈經濟學人〉大概是少數每逢六四就會戳一戳大陸，說到中東就要提一下歧視女性，同時堅定支持大麻自由化、性交易除罪化的主流媒體。可說是堂堂正正的社會自由派、經濟保守派﹝socially liberal、economically conservative ﹞的雜誌。

過去一年是〈經濟學人〉的顛峰，因為它約兩年前就開始疾呼美國的赤字過高、人民債務比例過高，有經濟崩盤之虞。當時經濟一片大好，股票大漲，因此沒人理它。在書店它夾在一堆看漲經濟的雜誌之間，總是顯得格外的突兀。

直到金融海嘯襲來，美國房地產、信用同時破產，〈經濟學人〉一語成讖，總算苦盡甘來。現在〈經濟學人〉揚眉吐氣，連帶著封面也越做也精采，可說是在書報業一片蕭條中，少數逆勢成長的雜誌。



唸法學院後開始看〈GQ〉﹝Gentlemen Quarterly﹞。這本有台灣版。

讀〈GQ〉當然是因為法學院重視儀容，所以這本對菜鳥律師是很好的教科書。〈GQ〉最多廣告、時裝、器材情報、外表改造、飲食、和正妹照。不過它最值得看的是個人專訪，通常採訪當時的代表性男性，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專欄。不論歐巴馬或是柯林伊斯威特，因為知道讀者群大多是男性﹝man to man﹞，因此常展現出平常不為人知的樣子。



另一個出社會後常看的雜誌是〈Wired〉。〈Wired〉內文不脫宅男關心的器材、正妹、電動等主題。它的強項是新興科技，常介紹一些仍在研究期的科技或前衛觀念，是我拋棄〈Nature〉與〈Science〉之後了解最新科學的管道。

黑手車商見齟齬，破落法庭見真章

這陣子因為一個審判﹝"trial"﹞，忙得沒時間更新網誌，但累積了不少有趣的事情值得寫。

首先是我工作滿一年了，正式成為『第二年的聯結』﹝Second Year Associate﹞，此記之。值此經濟不景氣，各地裁員如火如荼之時，能平平安安的工作滿一年，我已經很欣慰了。從去年上工至今，辦公室少了 20%的人，都是美國土生土長的律師，沒想到我這個外來者能倖免於難。

其次是我首次單月bill超過200小時。關於律師時數的重要性請看我的billable hours一文。200個小時相當於每天工作10小時。

另外值得紀念的是我生平第一次參與審判。以前在ITC時雖然跟我的上司參加過不少trial，但大都只參與半天就要回學校上課了。這是我第一次從頭到尾，從開場陳述﹝opening statement﹞ 到結辯﹝closing argument﹞都參與到的trial。

這案子很小，是一個專門改裝古董車與跑車的黑手，被一個進口車商告違約。以台灣舉例大概就是中華賓士告它外包的改裝廠。案子雖小，trial卻花了五天，歷經三個證人。加上訴訟前後的文件準備等等，我方的訴訟費三十萬美金跑不掉。

我們客戶是個從裡到外，貨真價實的黑手。不論出庭還是開會他永遠都是有點污漬的T-shirt跟牛仔褲，再戴著一個寬邊棒球帽，和我們律師群西裝畢挺的樣子大相逕庭。平時他很坐不住，也不太明白我們討論法律問題的重點；但一聊起車子，他便滔滔不絶，興致勃勃的秀給我們看他剛改好的古董法拉利或是保時捷的照片。

電視上的法庭戲看來複雜，其實trial就是一個有規矩的吵架。

假設兄妹爭執，妹妹說：『哥哥偷吃我的月餅！』哥哥說：『我沒有，是小狗"喔依悉"吃的！』這時可能媽媽敲敲兩個人的頭，兄妹就會閉嘴不吵了。

但如果進了法院，要解決這個糾紛就會變得很複雜。

首先，妹妹必須找個證人、指紋、監視錄影帶、或照片等等來證明是哥哥吃了月餅。不然只好靠環境證據，例如哥哥在那段時間前後的行蹤詭異，或是哥哥後來體重增加，還長了青春痘等來證明。

如果妹妹提出了一定的證據，那麼哥哥就必須要反駁妹妹的指控。哥哥有很多方法反擊，比如說，哥哥可辯稱月餅是媽媽買的，或是在冰箱裡的月餅，照家庭慣例就全家分享。或是說妹妹沒有證人、指紋、監視錄影帶或是照片證明哥哥偷吃了月餅。哥哥也可以說體重增加是青春期正常現象，行蹤詭異也是青春期正常現象。

注意原本哥哥只需要駁倒妹妹的指控就贏了。但因為哥哥很笨得說是小狗"喔依悉"吃的，這時哥哥便還還需要證明：小狗有辦法開冰箱，小狗有辦法撕開月餅禮盒，小狗可以吃得很整齊，小狗還有辦法吃完再把禮盒包好擺回冰箱等等。

除此之外，雙方還可以攻擊對方提出的證據。比如說哥哥可以說：『妹妹從小就愛說謊』，『指紋是假的』，『監視錄影帶裡那個只是小狗站得跟我一樣高』等等。妹妹可以反擊：『哥哥從小就愛偷吃』、『哥哥青春期還沒到』、『喔依悉是貴賓狗，不是拉不拉多，絕不可能站得跟人一樣高』等等。

總而言之，事情一進法院就會複雜很多。

這個案子目前trial結束，雙方還要交post-trial brief才知勝負。對方找了一個老氣橫秋、典型的原告律師﹝plaintiff lawyer﹞。這類律師專門找一些瑣碎的法條來告人，目的也不是勝訴，而是為了逼對方拿錢和解。對方律師 trial 經驗豐富，但法學沒有與時俱進，對法律的見解很落後，因此碰到像我們這種認真的對手就捉襟見肘了。我們都說他是一個稱職的trial advocate，但不是一個稱職的lawyer。

相對的，我方當然在各方面都遠比對方專業，因此在每一個關節都比對方準備充分，更有說服力。我從這次審判得到兩個重要的教訓：一是盡量不要進美國法庭，能和解就和解。因為打官司實在太費力傷神，對雙方都是損失。二是一旦進了法庭，就要找最頂尖的律師，不然碰上專業的團隊，真的每一步都會被痛宰。

這次trial也讓我觀察到同事們有趣的變化。由於trial是面對面的對抗，事關面子與自尊心，壓力很大，因此大家的腎上腺素跟雄性荷爾蒙都高速激發。平常斯斯文文的同事，此時髒話就不說了，還會用"war"，"destroy"，"annihilate''這類攻擊性很強的字彙。女生不在場時連黃色笑話都出籠，十足像個部隊或是美式足球隊。當然單純如我也只能呵呵笑附和大家。

Trial結束當天，所有人都累得七葷八素，西裝也髒了鬍子也該刮了。載我回辦公室的資深律師拉我去酒類專賣店挑酒。他買了一打紅白酒，跟我說今天晚上要跟他老婆至少喝掉兩瓶。我這時很能理解日本上班族加班一天後，想去喝杯酒放鬆心情的感覺。當然單純如我沒有喝酒，回家攤在沙發上看美食節目是我放鬆的方式。



PS: 中秋將至，很想吃榮華蓮蓉月餅跟馬來亞豆沙月餅啊！

苦兒千里尋生計，久陷囹圄終返鄉

在經濟不景氣一文裡我提到Jonathan﹝假名﹞的故事。Jonathan是印地安原住民，他偷渡入境美國，在邊境被抓，被拘於少年中心裡大半年。在少年中心裡他的精神每下愈況，有自殺與逃跑記錄。最後他成為我的pro bono client，我幫他爭取到免費遣返瓜地馬拉，不用留下犯罪記錄，並且請當地的組織補助他的家庭。

與我合作的非營利組織最近發了一篇新聞稿，以下節錄其中提到Jonathan的部分﹝此文中他叫Jaime，也是假名﹞。

A Champion of Unaccompanied 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return is the only option

Jaime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Guatemala in August 2008, when he was 17 years old. Jaime was one of 9 children in a very poor family that often went hungry. Jaime’s father’s job in the sugar cane fields was insufficient to support the family and his mother was often ill; at times, the father had to take her to the hospital and attend to her medical needs, which meant the loss of his meager income.

Jaime has worked since he was 7 years old. When he was 16, his father told him that he had to go to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the family could no longer support him. Jaime’s father borrowed money to pay coyotes who took Jaime to the Arizona desert and abandoned him. Jaime was found by Border Patrol and put into US custody, where he became depressed. Because of his fragile mental state, Jaime was not eligible for foster care and was moved to a shelter where he was not allowed to leave the building to attend public school.

After many hours of work on the case, 合夥人, associate 麥可青蛙 and Jaime realized that voluntary departure was the only option. Voluntary departure permits a child to leave the U.S. within a designated amount of time in order to avoid a deportation order and allows a child to return to U.S. in the future, should he or she have a legal way of doing so, without encountering bars to admission that normally apply to someone who departs the U.S. under a final order of removal. In addition, because of a change to US immigration laws last year, the US government will also pay for Jaime’s trip home, an essential factor since the vast majority of unaccompanied children lack the resources to finance their trips home by themselves.

“It is vital for children to have lawyers in voluntary departure cases to help the child understand what is happening. Children, particularly foreign children, should not have to appear in court or navigate the complex U.S. immigration system alone, regardless of their form of relief,” 麥可青蛙 said.

有趣的是，上面的引言其實不是我說的，是公關人員準備的。我只有稍微改幾個字而已。